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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与风云人物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2018-07-09 17:27       
    从1978年起,改革的大潮开始在中国大地涌动,在迄今为止的30年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举世瞩目,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不胜枚举。世界知识出版社最近出版的《30年:1978—2007年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一书,对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伴随其中的风风雨雨进行了回顾。30年的实践让我们有了足够的经验、教训和参照,也让我们更加认清“大国崛起”之路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重任。
    
    袁庚:将蛇口比作一根试管
    
    从1978年起,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进了阳光明媚的春天,而记录“春天里的故事”的第一幕,则是从蛇口开始的。
    
    袁庚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后任东江纵队联络处长。1949年,任两广纵队炮兵团长,参加解放珠江口岛屿的战斗。1950年,随中国顾问团赴越南,成为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1953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1963年4月,参与破获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68年4月,经康生批准被捕入狱;1973年9月,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得以获释出狱。1974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
    
    1978年6月,袁庚受交通部长叶飞委派,去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情况。
    
    招商局是国家驻香港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很少有人知道,招商局曾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运企业,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中国第一条电话线,中国第一条铁路等等。
    
    “内地与香港在财政方面一对比,反差太大了,到香港一看很伤心。”袁庚说,1950年,招商局起义时有13条船,船王包玉刚只有两条船;到1978年,包玉刚却成了世界船王,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而此时的招商局却一条船都没有,破败不堪。“看到一个企业变成这样,心里非常难受。”袁庚说,有了香港做参照,很多问题就变得清楚了。
    
    1978年10月9日他写了一份报告,在这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中提出:“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字里行间溢出一股不可遏制的跃跃欲试的渴望。袁庚没有想到,三天后,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便圈阅了这份请示。这份在当时看来触目惊心的报告,与中央试图改革的愿望不谋而合。
    
    正当袁庚四处寻找招商局发展的场地时,宝安县(深圳前身)南头半岛的蛇口跳进了他的视线。袁庚向中央要蛇口这块地,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用红色的铅笔,在地图上把宝安县整个南头半岛一带都划给了袁庚。那一刻,袁庚的脑袋转得飞快:开发1平方公里土地最少要1亿1千万,整个南头半岛有60多平方公里,需要70亿左右,再加上银行利息,自筹资金是个问题。袁庚说:“如果是‘大锅饭’,就不用算账,现在不行,搞得好不好都是自己的事情。”而且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在中国是第一次实验,面积太大了,搞不好会对改革开放造成不利影响。于是他说:“不要这么多,只要2.14平方公里。”。
    
    21年后,当有人问起没要这块地后不后悔,袁庚哈哈大笑说:“事实上,没过几年,我就后悔了,批评自己思想不够解放。”
    
    1978年10月,已经62岁的袁庚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在蛇口第一期600米顺岸码头的施工中,进口的新挖土机和翻斗车,每天每车只能运20到30车,严重影响工程进度。新的标准出台:司机每天完成40车,每车奖励2分钱,40车以外,每车奖励4分钱。司机们开始日夜加班,人均每天完成80车,最多的每天可达130车。工程提前完成,司机们拿到了总数达6000元的奖金。
    
    由于“大锅饭”在当时还占主角,有关部门很快勒令停发奖金。实践了半年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超产奖励制度被废除,司机们的积极性没了,每天运送泥土的数量又降到了30至40车。自筹资金的蛇口工业区急了,4分钱惊动了中南海,中央领导立刻作出批示,恢复奖励制度,工地立刻又出现你追我赶的局面。
    
    这4分钱启发了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句话曾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袁庚比资本家还要狠,又要钱,又要命。
    
    1982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力排众议,被矗立在了蛇口工业区最显眼处。1984年国庆,特区的彩车挂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开过天安门,这句口号立刻风靡大江南北。1998年,蛇口街头的标语牌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蛇口被袁庚比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经济因素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于是,蛇口尝试了许多个第一次:率先改革用人制度,在蛇口工业区实行“择优招雇聘请制”,并在有关省、市、院校通过考试招聘人才;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引入竞争机制,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实行聘任制”,并进行公开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进行住房制度改革,让住房商品化;在工程建设中首次尝试“工程招标”等等。
    
    袁庚说:“蛇口工业区更成气候的是三个股份公司,是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成功模式。”一个是赤湾港,最早的股份制公司,1982年由8个公司投资1个亿,现在的总资产是50个亿。第二个是招商银行,资产平均利润率在国内第一。第三个是平安保险,全国第一家由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
    
    蛇口创办工业区,奠定了中央发展特区的想法。早在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想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邓小平十分赞成这一设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由此产生。
    
    继1979年3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与珠海县改为深圳市和珠海市之后,1980年8月26日,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初,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6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等61个市、县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内地的开放格局逐渐形成。
    
    陈庭元:让小岗村从秘密走向公开
    
    1978年末,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安徽凤阳小岗村,一个因分田单干而载入中国史册的小村庄——当代中国农村改革从这里开始!
    
    1977年寒风凛冽的隆冬时节,履任安徽省委书记不久的万里,专程赶往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之一的大别山金寨县,去探望老红军和红军烈士的家属。
    
    万里来到一位红军烈士的家,一进门就看见蹲在锅灶口的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万里亲切地同他们打招呼,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当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书记时,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万里惊讶了,老人竟光着下半身。他又招呼那两位姑娘,她们也不肯移动半步。村干部说:“别叫了,她们也没穿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坐在锅灶口取暖。”万里眼一酸,泪水夺眶而出。这天中午,万里伤心得没有吃饭,他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万里当即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120万元,棉花14.5万斤,棉布18万尺,粮食50万斤,并特意叮嘱当地领导:“这笔救济物资要尽快发下去,让老百姓弄床被盖,弄条棉裤穿,买点油盐酱醋,吃顿饱饭!”
    
    没被盖、没裤子穿的不仅在金寨县,还有皖北的阜阳地区。农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万里冒着刺骨的严寒,驱车去了阜阳地区。万里来到太和县城附近的一座村庄,当走进一家低矮破旧的茅舍时,其情景令他大吃一惊:不要说节日特殊照顾的米面没有落实,就连作为主食的山芋干也已经不多了,不少农家清门闭户在外逃荒。
    
    万里要求负责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周曰礼带人下去调查研究,尽快拿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意见。经过近3个月的调查研究,他们起草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这份文件共6条,主要内容是强调分配要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社员可以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在完成国家的派购任务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农村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
    
    在安徽所有的县委书记中,万里情有独钟的是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1977年冬天,陈庭元调任凤阳县委书记的第一天,从重镇临淮关火车站下车,见到的净是瘦骨嶙峋、满脸菜色的逃荒人群。为了度荒,陈庭元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点名让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介绍他们搞“大包干到组”经验。第二年春耕春种时节,大包干到组的责任制办法,一下子就在凤阳全县铺开了。
    
    麦收完毕,万里又来到凤阳,问起大包干到组的情况,陈庭元用群众的话回答:“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就是好、吃陈粮、烧陈草,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个人集体都能富,国家还要盖粮库!”听罢这些老百姓创作的顺口溜,万里开怀大笑。
    
    1980年1月2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万里让陈庭元重点介绍凤阳大包干到组的经验。当陈庭元介绍到凤阳如今家家户户有余粮、不少家庭盖新房时,万里大声称赞:“朱元璋没解决凤阳的吃饭问题,今年大包干解决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将来在县志上要重重地写上一笔!”陈庭元见万里很激动,趁势推出了一个叫小岗的村庄:“万书记,我还有个大包干到户的村呢!要不要去看看?”万里说:“去,马上就去!”
    
    陈庭元在这时才推出小岗村,是因为当时“包产到户”是禁区,国家明确规定不允许搞。小岗村是全县最贫困的地方,县委虽然推广了大包干到组的做法,但小岗村也组织不起来,干脆就各家各户单干了。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秘密召开会议,立下契约,为村干部承担政策风险和解除后顾之忧。陈庭元对小岗村的做法讳莫如深,这次请万里去看,是想试探一下省委领导对大包干到户的态度。
    
    没想到万里真的去了小岗村,他从庄西头一直跑到东头,挨门逐户地查看农民收入情况。他看到各家各户把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还放在外面埋藏起来。关友江家有6口人,老人多病,孩子还小,家境比较困难,却也储存了好几千斤粮食。万里高兴地对小岗群众说:“看起来,小岗真穷,以前‘大呼隆’把农民搞苦了,今年干起了责任到户,粮食大丰收,这下子就不愁吃的了。”
    
    可是,生产队长严宏昌却乐不起来,因为上边念紧箍咒不让他们搞。万里说:“有什么紧箍咒呢?小岗还没有盖瓦房、住高楼!我在美国和日本访问期间,见到许多家庭农场都有两排小楼,一个是住处,另一个是放小汽车和拖拉机的库房,先进得很呢!今后不要再给小岗村念紧箍咒了,哪一级都不要念了!”严宏昌说:“有人说我们小岗村挖社会主义墙角,拉历史车轮倒退!”万里显然被激怒了:“谁这样说,你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使农村富起来,就照他的干!如果他没有更好的办法,谁再说你‘挖墙脚,拉倒车’,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给你打好了!你是生产队长,就这样干下去,这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你们只要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切记,不要吹,一定要实事求是,5年后我还来小岗,看你们的新面貌!”
    
    万里的支持,使陈庭元消除了心中的顾虑,小岗村也由秘密走向公开,成了享誉全国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村”。
    
    1979:街边创业第一代
    
    20世纪70年代末涌现的第一批个体户,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早的源头之一。
    
    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全国爆发知青返城潮,800万知青如洪峰一般从乡村涌向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处处人满为患,吃饭、住房、就业,纷纷告急。1979年全国急待安排就业人员达到800万人,城镇待业率达5.4%。
    
    严重的就业问题令中央领导忧心如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还不到一个月,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特地约请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等五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座谈,并对他们作了重要的谈话。由于谈话是采取边吃火锅边谈的形式,所以被称为“五老火锅宴”。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资,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利用落实政策以后的资金办私人企业。
    
    1980年8月,中央宣布:“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由此,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第一批城市个体户在街头诞生。
    
    第一代个体户容志仁 1979年初,回城知青容志仁申领了个体执照,靠100块钱起家,在广州西华路上开了一家只有几平方米的“容光”小食店,推出每份一角,有粥有粉的“学生餐”。这是当时全城最便宜的早餐,一时大受欢迎,名震羊城。
    
    个体户虽然赚钱,可在当时却是件不光彩的事。有的人干出了名,外出却怕熟人撞见,还戴个大口罩。1980年,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接见个体户代表,很多人都不敢说话,容志仁却带头把自己的生意经讲出来。任仲夷一拍桌子:“这是个有独特经营思想的年轻人,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种人,媒体要报道!”
    
    《南方日报》立即用一个整版报道了容志仁。一时间,容志仁名扬全国,外地人到广州,有的专门打的来“容光”吃肠粉。容志仁还作为个体经济代表,进京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胡耀邦握着他的手打趣道:“你是足球名将容志行的兄弟吧?”
    
    1987年,容志仁转行做时装,不久就在国内销声匿迹。他用5年时间出国游历,去了十几个国家。1994年回国后,婉拒了许多人要和他合资重新做“容光”的要求,改行从事演艺事业。如今,容志仁用多年经营所得买了几间铺子,专门用来出租,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第一代百万富翁陈兴昌 1979年,藉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曙光,陈兴昌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1985年前后,陈兴昌已经与另外三名企业家并称为广州的四大百万富翁。1989年,他在广州第一个领到了私人企业营业执照,号码为0001。
    
    陈兴昌是宁波人,早年在上海一个知名西服店里当裁缝。1947年,陈兴昌的妹妹南下香港,他也一同到了广州这个服装的“处女地”,那年他28岁。1952年,陈兴昌和妻子自立门户,开起了“夫妻店”。那时老百姓对“个体户”都很鄙夷,大家管他叫“街边仔”,那种伤害让他回忆起来总无法释怀。
    
    1979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变。当别人对新政策还忐忑不安时,陈兴昌已经率先到工商局注册,成为改革开放后广州市第一批正式个体户。当时广州是全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许多外省客人到广州参观购物,陈兴昌的童服非常受欢迎,甚至有人连夜排队抢购他的童服。到1985年前后,陈兴昌已经成了广州四大百万富翁之一。
    
    留给记忆的风云人物
    
    198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并推广了江苏省常州市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10条规定的经验,希望各地区各企业予以效仿。
    
    由此诞生了许多如今已经非常成功的企业:198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人员柳传志,在车库里开始创业,一手把“联想”拉扯大。在香港拥有两家上市公司的联想,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的PC巨头。
    
    1984年,锡伯族的儿子王石,也在深圳创办了“万科”,万科创业者最感到自豪的是很早就完成了转化为职业经理人的定位,并且养成了系统的经理人文化。
    
    随后,“春兰”的陶建幸和“娃哈哈”的宗庆后,也相继做了“掌门”。
    
    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共和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5个月后,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了价值40万元的股票,这标志着中国企业全面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苗头初现。
    
    与此同时,外资也纷纷进入中国,试图从这个神秘而庞大的市场中获得巨额利益。在阔别中国市场35年以后,花旗银行又悄悄重返上海。与它一起到来的还有德国大众。10月10日,中国与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人民大会堂签订合作生产汽车计划,这是中国汽车工业首度与外国合资。
    
    在这以后,中央进一步对国企实行两权分离,国企独步天下的时代渐渐远去,民营企业开始参与逐鹿中原的竞争。
    
    改革创新者步鑫生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长篇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编者按”写道:“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经验是: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棍,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一快(转得快)取胜,大胆改变现行制度,创造一套治厂方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激起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人民日报》的报道使步鑫生成了1984年最知名的新闻人物,这篇通讯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童宝根不会想到,是他的笔将一个风云人物推上历史舞台,并深刻影响到城市经济改革的步伐;也是他的笔改变了步鑫生的命运,使之经历了命运的高峰又跌到低谷,回归平静与寻常。
    
    这篇报道首先作为内参送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案头。胡耀邦当即批示:“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来自中南海的支持,使步鑫生成为一个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供借鉴的样板。他的大胆探索,使人们隐约看到改革的方向。新闻记者们蜂拥而入海盐县城,写下了各种各样长篇累牍的报道,一时间,步鑫生成了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厂长。
    
    以“承包制”闻名的马胜利 1984年,马胜利出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以推行承包而闻名全国。为了发展企业,他吸收了横跨全国十多个省市的100多家企业,组建了“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年产值曾达到4亿元。
    
    国有企业承包制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成功的背景下实施的。1984年,时任石家庄造纸厂业务科长的马胜利,并没有看到历史的宏大湍流,他只是一个喜欢按照自己的直率想法做事情的人,直觉“工厂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些”。
    
    马胜利的一纸承包《决心书》,正好赶上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是这个决定提出了增强企业活力、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决定》颁布后,全国迅速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从1978年的土地承包到1984年的国企承包,“马承包”生逢其时,一夜之间创造了国企改革的历史。
    
    1984年3月,上级给石家庄造纸厂下达了一个17万元的利润指标,要求工厂扭亏为盈。当时的造纸厂领导推托说完不成,但马胜利当时是业务科长,很了解厂里的实际情况,他在中层干部会上提出疑问:“咱能完成为什么不接呀?”这个疑问立即遭到了厂领导的揶揄:“老马,你倒挺积极,那你干吧!”几句难听话,令马胜利心中不平,他明白厂里的真正问题是缺少主人翁精神。他琢磨,如果他能当厂长,就可以把17万调个个儿,变成70万。当晚,马胜利就赶写了一个《决心书》,并把《决心书》张贴在了厂门口。
    
    这份《决心书》意味着国有企业经营第一次进入了自主的初级的市场选择。此时此刻,国家正在酝酿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体制改革是这个时期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上级主管局支持了马胜利的想法,决定开一次答辩会,要求马胜利“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
    
    在答辩会上,马胜利把承包措施和生产计划摆了出来:他要改变产品结构、原料结构。《人民日报》报道棉花大丰收了,马胜利认为,棉花丰收会带来极大的机会,新棉花丰收,老百姓就会换旧被套,工厂就可以回收旧被套做纸。棉短绒大约两千多块一吨,要买这旧被套大约也就两百多块钱一吨,一下子就可以降低成本10倍。厂领导班子听了都很吃惊,评委会当场拍板,同意马胜利承包。合同规定:如果完成承包任务,超额部分马胜利提取10%;出现亏损就地免职。
    
    马胜利承包造纸厂后,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方法,使长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造纸企业,很快扭转了亏损局面。头一个月,造纸厂就实现利润21万多,比原先整年的指标17万还多,这一下子震动了全厂,也震动了全市。第一年承包期满,马胜利完成利润140万元,比他的承包指标70万元翻了一番;第二年又盈利180万元。
    
    “马承包”在全国出了名,“一包就灵”的改革神话也在各地广泛传播,许多处在困境中的国有造纸厂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马胜利承包。1987年,一个跨越全国20个省市、吸纳100家亏损造纸企业,当时中国最庞大的“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正式宣告成立。
    
    1992年:开启新一轮创业潮
    
    1992年最重要的事件是邓小平南巡。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央第二号文件下发,并发出通知,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很多人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中国新一轮创业潮也在此时兴起:在重庆,55岁的尹明善,凭着手里仅有的20万元开了一个9个人的小作坊,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与尹明善在同一个城市的宗申,几乎同时也把创业的目光锁定在摩托车上,后来这两人都成了摩托车行业的风云人物。
    
    这一年,上海的郭广昌和几个同学凑钱注册了一家公司,成为后来复星集团最早的雏形,大连的徐明也是在这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如果仔细看看,后来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出现过的很多名字,都在这时候开始挖掘他们的第一桶金。
    
    1992年3月,摩托罗拉公司宣布投资1.2亿美元,在天津开发区建立亚洲地区最大的生产基地,拉开了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的序幕。后来在中国市场上成功的跨国企业,比如宝洁、康师傅,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大陆建立合资企业。
    
    根据当年的统计资料,1992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6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倍;实际使用外资188亿美元,增长62.7%,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575亿美元,实际投资111.6亿美元,分别增长3.8倍和1.6倍。到1992年末,在中国注册的“三资”企业已达8.4万个,比上年末增加4.7万个。
    
    中国“入关”谈判在这一年取得了突破,中国与美国也达成了市场开放的协议。一直让人们揪心的价格改革也已经露出曙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的商品仅有20.9%。而更让人感到乐观的是,价格改革似乎并没有带来物价的大幅上涨。
    
    1992年,一股自发性的全民炒股热潮蔓延到浦江两岸,认购证从30元一张涨到4000至8000元一张,面值百元的上海豫园股票,5月25日的收盘价突破万元大关。
    
    1992年,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狂飙突进的年份。中国汽车的产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增长幅度超过50%。
    
    当时中国钢材产能已经达到7000万吨,位居世界第四,但是突飞猛进的建设速度使钢材的缺口仍然很大。1992年1月至10月,中国进口470万吨钢材,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0.3%,全年进口总量则超过了600万吨。舆论这时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再建一个新宝钢的问题。
    
    1992年,在海南搞房地产的潘石屹转而来到北京。当时与潘石屹一起创业的冯仑说:“海南的房子炒得有点过火了,北方地盘大,有发展空间,我们得去占个先。”有数据表明,1991年底至1992年初,海南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大约只有372家,注册资金13亿多元;到1992年底,已经迅速增加到1000多家,注册资金达到40亿元。
    
    1992年8月2日,有关国家部委修改了“八五”计划,普遍把原计划的经济发展目标加以提前,邮电、化工、铁道、交通和能源都是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2年上半年GDP增长10.6%,结束了1991年的平稳增长,步入高速增长时期,在建规模突破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中国的经济运行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期。
    
    据1993年初发布的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9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39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8%;消费品零售额9613亿元,增长16.6%;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涨6.4%,其中城镇8.6%;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5.6%。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82亿元,比上年增长37.6%,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高峰。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直接阐述了他对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基本观点:“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学习邓小平谈话和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的明确决定。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说,会议回应了十几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论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得到了确立。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从此不可逆转!